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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幽默

1999-03-10 来源:中华读书报 孔庆东 我有话说

《47楼207》是我在教书和科研之余胡乱杂凑的一本游戏之书,成书的内缘外因,我已经在序言中交代得清清楚楚。虽然说书中的许多文章引起过比较大的反响,我个人也颇有几分敝帚自珍,但我仍不过把它视为一种羞于出手的“非正品”,觉得作为一名北大教师,而且三十多岁了,写的书还是这个水平,“难见真的人”。可是书出版之后,居然一片褒扬之声,偶有几句批评,听着也非常善意。特别是这次与几位朋友去南方八大城市巡回签名了一圈,所到之处,读者的热情和真率简直令我无法承受。每到大学演讲,三百人的礼堂往往要挤六百人,南昌大学的窗台上都站满了学生,他们的党委书记说这是90年代从未有过的盛况,我恍惚又回到了80年代的北大。不论在当时还是事后,我都深觉愧对那些赤诚的眼睛和渴望的面庞。我经常这样回答学生:我的书写得很一般,你们之所以这么喜欢,这么激动,你们甚至说你们的中学、大学都“白念了”,那不是因为我的书好,而是因为现在的好书太少。我们从事文字工作的人,应该向读者深深地道歉。

然而使我渐渐不安的是,许多读者大概受此书的“包装”影响,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“幽默”问题上。经常拿我跟一些幽默作家比,褒也幽默,贬也幽默。进而认为书中越幽默的就越是好文章,不幽默的就是“水分”。近日各地报刊约稿,也指定要“幽默文章”。我一生最大弱点,就是不愿拂人之意。可是我幽幽地默默地想了几天之后,终于决定还是把自己并不幽默这个隐私公布出来,起码要说明我不是人们一般意义上想象的那种“幽默的人”,这样,我就不至于幽默的牙掉了,硬往不幽默的肚子里咽了。

首先说我在生活中不幽默。我脾气不好,感情冲动,遇事认真,宁死不屈。我从小就因顶撞父母经常挨打,结婚后对太太不会甜言蜜语,经常恶意挖苦,把对别人太太的蔑视和仇恨发泄到自己婆姨身上。对刚刚三岁的儿子不是呵斥就是打骂,其实他不过是《三字经》背得慢一点而已。打完了还要问:“你说爸爸为什么要打你?”儿子挥泪答道:“养不教,父之过。苟不教,性乃迁。”在社会上,我疾恶如仇,经常跟售货员、售票员吵架,帮助弱者报复强者,帮助警察抓坏人,谁要骗我的稿费,我就琢磨着是砸他家的窗户还是直接砸他的脑袋。

在工作上,我因为从小营养不良,智商不高,一直靠刻苦勤奋来“比学赶帮超”。我现在的工作是文学研究,我一向视文学为很庄严很高尚的事情,从未存过游戏文学的下流心理,连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人我都为之惋惜,常劝他们走出象牙之塔,投身改革洪流。我自己写的文字,一向以有立场、有个性自负,所谓的“幽默”,不过是一种“修辞”手段,有时是为了说得含蓄,有时是为了说得精练,有时是为了说得形象,总之一定是为了一个另外的东西,绝不是为幽默而幽默。我自认为最好的文章,并非那些“幽默”之作。孔子曰:“人莫不饮食也,鲜能知味也。”我希望读者通过我的“幽默”去知味,去看到那幽默所指向的东西,看到我的严肃,我的认真,我的固执,我的迂腐,我的愤激,我的忧伤,总之是看到我的“不幽默”。我这样说,并非否定幽默本身的艺术价值,而是希望读者不要买椟还珠,看看盒子还算漂亮,最好再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珠宝还是魔鬼。就比如写学校生活的那几篇文章,并不是我为了逗乐瞎编出来的,那就是我真实生活的记录,连细节都是真实的,我的老同学们读了都非常感动,还给我补充了不少新的材料。我写它们无非是怀念一种东西,弘扬一种东西,这同时当然就意味着拒斥某种东西,批判某种东西。到处都有读者问“毛嘉现在在哪儿?”“头猛现在干什么?”如果没有严肃和纯真在里面,我想再逗乐的“幽默”也会过目便忘的。

有些评论把我和钱钟书,和马克·吐温比,这些善意的比较实在是害我,使我受到了不少的背后嘲骂和暗中怀恨。其实我是比不了他们的。我最敬仰鲁迅的文字,但我一辈子也学不到。钱钟书的博学和机智也是我学不到的,但他的幽默在立场问题上跟我有非常大的不同,我不想学他老人家。至于林语堂,梁实秋,我坦白地说一句:不喜欢。我真心想学习的是老舍先生,老舍先生好像也很幽默,但他的代表作恰恰是并不幽默的、让人落泪的《骆驼祥子》。还有活着的王蒙和王朔,他们的作品也是以不幽默的更好。立志幽默的人,往往容易成为别人幽默的对象。所以我立志要严肃,非常“幽默”的严肃。当刽子手的子弹没有打中牛虻的心脏时,牛虻捂着伤口说:小伙子,沉着点,瞄准了打。你认为这是幽默吗?朋友,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“不幽默”吧,因为只有意识到这一点,你才会穿透语言的迷雾,在“严肃”与“幽默”之间,自由地翱翔。一时达不到这个境界也不要紧,只要你首先记住这句话:

我不幽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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